阅读提要

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大命题，“第二个结合”坚持文化传承发展和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主张文化自信与开放包容的有机统一。

“第二个结合”拓展了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文化来源的认识，深化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问题的认识，丰富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主体性问题的认识。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实践和文化理论的根本遵循，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科学总结。深入研究和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必须科学把握“第二个结合”这一重大命题的深刻内涵与理论价值。

“第二个结合”鲜明地表达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唯物史观

“第二个结合”是以“第一个结合”的实践观为前提和基础的。“第一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一“结合”本质上是实践的。从命题的提出来看，“第一个结合”是对中国革命实践经验和历史进程的理论总结；从命题的精神实质来说，“第一个结合”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旨在变革中国近代的历史面貌，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和自由幸福。这两层逻辑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第一个结合”中就不是从理论到理论的逻辑公式，而是从根本上指导中国革命运动的实践命题，蕴含了中国共产党人全部活动的实践原则和实践的思维方式。习近平总书记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体实际出发，将“第一个结合”的实践原则用于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大问题，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一新的重大命题，这是对“第一个结合”的继承和创新。这一新的“结合”明确指向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活动，指向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实践，从而坚持和发展了“第一个结合”的实践原则和实践的思维方式。

“第二个结合”坚持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第二个结合”本质上是人民历史观的表达。一方面，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民族文化和文明，是在中华各民族历史性的生产活动和交往交流交融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这些生产活动在生产力水平等方面虽然有差异，但从来不是在封闭孤立的状态下进行的，而是在民族共同体活动中互相作用、互相影响、互相促进。另一方面，中华民族既是作为历史活动主体的存在，也是作为文化活动主体的存在，这二者是统一的。习近平总书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命题提出来，就是基于这一结合蕴含了劳动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文化和文明的基本原理。因此，“第二个结合”是人民创造历史原理具体而深刻的思想表达。

“第二个结合”科学地体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根本要求

要深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文化是以一定的社会意识和民族形态所表征的历史性存在。对于现代性社会来说，文化则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软实力”，是维系民族共同体的精神支柱。“第二个结合”从时代的高度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内容，即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第二个结合”所指向的文化建设，绝不是在文化种类上做一些加法或减法，而是要回归到文化的主体性上来。只有从新的文化的主体性建设这个重大问题出发，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才有现实意义、才有生命力。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指导了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激活了中华文明的主体性基因，推动了中华文明在当代社会的复活和现代性转型；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发展。所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紧紧围绕“第二个结合”，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上做文章，让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的实践中生长出新的文化生命体，为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不竭的精神动力和文化滋养。

要大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第二个结合”的根本目标。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大命题，“第二个结合”坚持文化传承发展和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主张文化自信与开放包容的有机统一。中华文明是整个中华民族在历史活动中共同塑造出来的优秀传统文化，具有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突出特性。我们不仅要“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而且还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本质上是创造出新的文化生命体和文明新形态。作为新的文化生命体，文化自信和文化开放是内在统一的，文化自信是文化开放的基础和前提，文化开放是文化自信的拓展和深化。积极吸收外来文化的合理因素和有益成分，做到汇通中西文化，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重要体现和本质要求。

“第二个结合”深刻地反映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创新

“第二个结合”拓展了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文化来源的认识。“第一个结合”讲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里的“具体实际”虽然也包括中华传统文化，但思想重点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的结合，中华传统文化成为这一“结合”的文化条件和途径。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作用已不是仅仅作为文化条件和文化途径的价值而存在，而且还是作为文化来源的重要性而存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虽然来源不同，但彼此契合、文化相通，从而存在着新的“结合”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创新的重要体现，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文化来源问题的科学论述。

“第二个结合”深化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问题的认识。“第二个结合”不仅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的辩证关系，而且也提出了新的文化使命。从前者来看，中华文明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获得现代力量和形式，而中国式现代化也在中华文明的历史底蕴中获得文化滋养。中国式现代化从根本上区别于西方现代化，除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优势外，还有一个就是文化上的优势：中国式现代化是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中走出来的，有深厚的文化根基。从后者来看，新的文化使命最根本的一点是要守正创新。守正，是指在文化建设中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指导思想，坚持发展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创新，是指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文化建设的思路、话语、机制和形式，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第二个结合”丰富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主体性问题的认识。文化的核心问题是主体性。一个民族的文化能否生存、发展和繁荣，和该民族文化主体性密不可分。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的文明进程中，之所以源远流长、生生不息，就在于这个民族始终有自己的文化主体性。将文化主体性从“第二个结合”中提出来，这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理论创新的又一重要体现。习近平文化思想内容丰富、富有活力，不仅有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而且还包括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及借鉴吸收而来的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刘国胜 作者系中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